假如在災區遇到領導人
林天悟 信報財經新聞
2010-04-19
青海省玉樹縣發生七點一級大地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緊急趕往災區指導救災工作。報章描述，溫總理到玉樹民族綜合職業學校視察時，眼前校舍已變成頹垣敗瓦，向當地人員詢問那裡埋了多少人？得到的回答是十七名師生。溫總理質問數字何來，對方指，是校方提供的資料，由於地震發生時尚早，校內只有自習學生，故人數較少。
據說，「家寶爺爺」站在夾雜文具書本的瓦礫中，若有所思的神情滿是傷痛，對失蹤者數字表示質疑，但沒有進一步追問下去。他心裏大概想起兩年前四川大地震吧？似曾相識的情景又重現眼前，怎麼倒的又是校舍？師生死傷無數，怎不叫這位「人民總理」心痛？
記得四川大地震期間，某大香港台記者在災區苦候多天，終於等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來巡視，記者立即請胡主席「向香港同胞說幾句話」，而所得答案是「感謝香港同胞關心」。那條以香港為尊的問題，曾被行家笑稱「問咗等於無問，沒有半點實質內容」。目前溫總理看望災民後已返京，而胡主席則在昨天抵達青海災區，假如香港記者再在災區碰上國家領導人，因時間緊迫，行家們會問什麼呢？相信以下問題必定是大熱：
香港人黃福榮在地震中為救人喪生，你覺得他的行為怎樣？
國家會如何表彰黃福榮？會否追封他作什麼烈士？
有什麼話跟黃福榮的家人說？
香港同胞很關心地震災民，有什麼話跟香港人說？
香港自大症
導領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離不開「感謝」和「讚揚」的框框吧？那些問題其實同樣空洞無物。可是，觀乎這幾天部分報章在青海大地震的報道輕重，是把香港放得很大、太大，大得可以把所有災情都比下去！而這種「香港自大症」，對於新聞業來說並不是好事。
每個記者都知道，處理港外新聞時要找出「香港角度」及適當放大，以便引起市民共鳴和關注。無可否認，黃福榮助人行善的美德值得學習，他為救人犧牲的高尚情操值得歌頌，絕對夠資格追封金英勇勳章，可說是「港人之光」，但並不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所說，那種捨己捐軀的義舉代表了「香港精神」。
什麼是一般人認識的「香港精神」？絕不是特首曾蔭權讚揚黃福榮所說的「無私奉獻、捨身成仁」。相反地，香港人多被認定是自私、走精面、善於計算；至於捨身行善，忘我助人者，則多數不被理解。所以黃福榮生前被喚作「傻福」，而他的網誌名稱就是「傻人有傻福的空間」。
在此絕不是對黃先生有任何輕蔑或不敬處，只是現實正是如此殘酷，他八年前由廣州行路上北京，為內地骨髓庫募捐義務宣傳，沿途雖有零星掌聲，但更多是嘲笑和冷眼，他亦這樣自嘲：「明白人就話你偉大，唔理解人會話你戇居。」有行家亦坦言，當時真的認為他「戇居」，現時回想起來卻覺得他很偉大。
這位不計較名利，默默為弱者付出的大好人，若他預計這樣身故，會希望被傳媒如此高調處理嗎？黃福榮的三姐最明白胞弟的個性，她向報章表示將婉拒把弟弟骨灰安葬到粉嶺景仰園的安排，又指弟弟個性低調，不喜歡被套上烈士榮耀，而救人是本能反應，拒絕蓋區旗出殯。
捨本逐末正義不彰
死者親屬的低調意願與媒體的高調追訪形成強烈對比，民主大報連日來以頭版報道黃福榮的事跡，港聞版的篇幅都集中在一個香港人身上，彷彿把玉樹縣的成千上萬災民遺忘了，不知就裏的人看來，還以為災難中主要只有一位港人犧牲了。其他關於災情的新聞只塞在中國版，篇幅加起來都抵不住一個人，那種傾斜的報道，大概是因為該報八年前曾經跟隨黃先生走過一段上京路，與其家人較熟稔，掌握到較多資料，於是盡量煽情，結果是報道失焦，只狹隘地把焦點投射到一位英雄的生前事跡上，忘卻了最重要的究責和救災事情。
黃福榮曾對義工朋友說過，假若因救人而死，那是他的幸福。我們當然不希望有這種慘劇發生，但假如黃先生仍在生，此刻所記掛的一定是災民死活，大概會忘我地挖掘救人，至於死者的身後榮辱，那是後話中的後話。面對搶救瓦礫下的被困者，面對追究災難中的人禍，能否追封什麼勳章，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
黃先生於○八年曾到四川參與救災，目睹教學樓塌得像廢墟，那明顯是豆腐渣工程，他在網誌中坦言：「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可是，過去兩年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追究塌樓責任，反而斷言否認校舍結構有關題，曾下馬官員後來更上一層樓，而起草《五一二學生檔案》倡議書的譚作人，呼籲民間對四川大地震倒塌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結果因發表六四事件文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正義沒有彰顯，慘劇循環發生，一條命運黑線，引領黃福榮走向死亡之途。
反觀香港的電視台報道則較全面，把災禍放在首位，記者拍到災區大部分校舍都完全倒塌，部分重點學校有逾千名師生失蹤，死傷學生肯定遠較官方公報為多。內地或明或暗的訊息顯示，由於青海屬於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區，政府一開始已嚴防媒體「胡亂報道」，對採訪活動嚴加限制，在主要道路截查車輛，嚴防「無證記者」闖入；另一方面則監控國內媒體報道，必須緊跟中央發報的消息和論調，而校舍是否存在「豆腐渣」疑問，更是碰不得的大忌諱。
脫離實際最危險
香港是中國境內僅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寸土，宣揚黃福榮的事跡、成立基金繼承其行善遺志之餘，最重要是究責到底，若有豆腐渣工程就要偵查揭露，延續這位英雄的心願。正因為中國有太多孩子太慘了，社會才需要更多像黃福榮這種人。傳媒的責任不在於把英雄事蹟放大再放大，反而是要設法把英雄消滅—當社會有了公義、平等、自由、富足，就不再需要悲劇英雄了。
青海災區位處高原，部分行家因高山反應需折返，而民主大報的記者更是出師未捷已被遣返，在災場內亦不能夠隨意活動，加上文化和語言差距，這趟採訪難度遠較四川大地震為高，能傳送的畫面和新聞內容就更少。但香港傳媒的報道限制始終遠較內地媒體廣闊，至少稿件刊出前毋須受到審查；內地行家摸不得的禁忌，只能由香港行家去突破。
所以，若在災區遇到領導人，請香港記者不要問個人小事，要追問災區大事：到底死了多少人？為何又是那麼多學生遭壓死？是不是全國都有豆腐渣工程？要如何究責？能不能作出保證？請對十三億人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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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於本月十五日、正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述當年考察貴州的經過，提及胡耀邦對他說：「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同樣的話，亦適用於傳媒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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