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台在商言商媚共正常
王岸然 信報
還是由最敏感的人物大丈夫林彬說起吧。林彬之死，與北角清華街兩小姐弟被左仔的「土製菠蘿」炸死，是六七年左仔發動暴動兩件最不得人心的暴行，左仔亦因而盡失民心，成為過街老鼠，在整個七十年代消失於香港的主流社會之中；而六七暴動，在可見的將來，在這一代人還未作古之前，難有客觀的歷史評說。
商台將商業時段變相售予政黨，其實只屬一項商業決定，但馬上被人指控最烈的，不單是出賣言論自由，而且是出賣了林彬。已經是四十三年前的舊事，可以與今天的商業行為連成一體，不能不說是十分本土的政治文化。商業電台是一個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華人商業機構，機構文化不是代代相傳，而是還處於同一代。老闆是同一老闆，掌權的俞琤女士四十多年前已經在商台工作，今天商台節目「十八樓Ｃ座」的播音員，四十多年前與林彬一同工作，一同錄製「大丈夫日記」，這是一頁活的歷史，是香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一章香港歷史還未結束，還在延續，亦所以令到對商台出賣了林彬、出賣了言論自由的指摘，顯得還是那麼有力，那麼動人。
由林彬說起
還有沒有人記得「大丈夫日記」是什麼內容？主角叫什麼名字？還記得就顯示閣下是五十後了。主角的名字叫江德信，廣播劇的內容是日記形式、城市小品、生活趣聞，內容甚而沒有反映社會矛盾、小市民生活的苦況，並無批判價值，甚而可說是連後來的獅子山下也遠遠不如。林彬似屬藝名，他當的也是藝人工作，與政治評論員的性質完全風馬牛不相及；若沒有六七暴動，他可能今天（七十多歲而已）還在錄廣播劇，今天神聖化了的林彬先生是時代的犧牲品，是中共文革禍延香港的結果。
當年的商業電台，顧名思義，是十分之商業化，十分之政治正確，絕對沒有政治立場，連自己的新聞部也沒有，每天只按時間轉播港台的新聞報道。林彬之所以成為政治評論員，起因當然是當年的社會暴亂，政治逼人而來，國共之間的鬥爭、社會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鬥，小市民亦被捲入其中，人人非左即右，生活在緊張但莫名所以的政治爭鬥之中。
林彬之死與政治鬥爭當然有關，與他的五分鐘評論節目（在新聞報道之後）亦直接關連，但似乎從來沒有人研究過；他的評論是他自己所寫，是他自願寫的，還是工作的一部分；他是主動要求做評論者，還是電台的授意，還是兩者兼備？筆者記憶之中，他的立場百分百支持港英，是旗幟極為鮮明地反共，與當時右派報章如《時報》、《工商》、《華僑》並無兩樣。畢竟他被燒死之後代替他的其他播音員，講的也是同一套論述，之前他也只是評論了幾個月，筆者當年全部有聽，但除了一些套語之外，沒有記憶，也肯定那些不是分析性的評論，只屬立場極端的反共宣傳。
商業電台當年搞了個評論節目，在商言商，屈服於殖民地政府的要求，要維護殖民地政權的統治而已。商台的選擇如買大小，當年若解放軍南下或英國人放棄香港，商台的命運就一如澳門的電台，被暴徒衝入強佔，歷史的是與非就會被改寫。
歷史的錯配
商台從此成了反共的堡壘，走上了不歸路，也被認為是眾多電子媒體之中最能維護言論自由，其實也只是歷史的錯配，也是商業上的理由，其他媒介更早受到建制的壓力。商台由於有林彬的歷史悲情，受到較小的影響，回歸之後兩個名嘴的社會影響力與商台的存在連成一起，節目受歡迎，保證了商台的收聽率，亦保證了收入。九七年到二○○四年商台的成功，在於漸漸成為反共的獨家電子媒體，言論自由背後也有重要的商業因素。
寫到這裏，其實是想告訴大家，今天商台將播音時段賣給民建聯，百分之一百只是在商言商的行為，當中沒有道德問題，商人從來不是依賴道德生存，當然也不會是言論自由的維護者；言論自由只屬手段，目的還是商業利益，從來都是。
商台趕走了兩個易請難送的名嘴之後，也失去靠反共言論出位而取得的聽眾支持，在機構管治四十年如一日地老化之後，節目質素不比官台或新城優勝，將時段出讓予政黨謀利，是自然不過的生存之道。這次事件之始，是商台先接受了劉慧卿的政治廣告，為政治商業化開了先河，只是想不到泛民從來兩種標準，泛民支持者也跟着雙重標準，所以有借林彬這塊神主牌責難商台的政治行動。
無可奈何花落去，相比亞洲電視直接售賣給國家，商業電台的做法泛民還可以不諒解？中共不經商人出價買商台，也可能只是由於林彬所帶來的歷史包袱而已。開放大氣電波，民間自設電台，自營媒體，才是真正解決問題之道；泛民不在這議題強攻，而只在給壓力商營媒體，是捨本逐末，自甘停留在溫水之中當自我感覺良好的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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