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余文樂

余文樂十大電影

與人為善﹐以為至少有《無間道》什麼的﹐誰能料到﹐他的十大﹐裡面竟然沒有港片﹐甚至沒有《志明與春嬌》什麼的。

好笑的是﹐8月30日蘋果日報﹐余文樂重大條道理：
「部戲一定要有音音姐，我先肯做，因為冇佢點成事！我對彭浩翔好有信心，如果真係佢導演，我會演出，想支持港產片，希望觀眾、電影公司老闆同我一樣，多支持港片，之前《春嬌與志明》成功，繼而到《低俗喜劇》又得，證明觀眾實實在在想睇番接近香港口味嘅電影，呢兩部戲叫好叫座，老闆一定賺錢，所以拍地道港片一樣有市場。」

明明是吃港片飯的人﹐余文樂忘本如此﹐就是反骨。
同政務司司長一樣﹐一邊叫下一代讀洗腦教育﹐一邊將子女送往英國﹐誠信何在？人格何在？

余文樂的確白痴﹐但由此觀之﹐他至少有個優點﹐就是誠實。

愛不可勉強﹐他根本不喜歡港產片﹐寧願選匪片可可西里﹐他都不要港片。他甚至不選自己注演的電影﹐他對自己一點都沒有興趣。

要他一邊看港片﹐一邊拍港片﹐一邊叫觀眾買票、叫老細付錢支持港片﹐真是太難為佢了。

舒琪十大愛情電影

差別真是不少﹐舒琪即使已向共匪歸降﹐但她有本心﹐沒有忘記港片。

她不回匪區拍大片﹐花個把月﹐與余文樂這類白痴﹐拍黎妙雪的劣片《謎倩》﹐影迷豈能忘記她的恩情。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伊沒有偽善﹐她有選自己主演的片子﹐好就是好﹐無須避忌﹐不妨向群眾介紹。

簡單一件事﹐我見到余文樂的自卑﹐也見到舒琪的自信。個人修養高下﹐就在其中矣。

搖滾抗爭詩

搖滾詩人張懸的抗爭詩
信報

六年前《寶貝》一曲雖然還未聽厭，但還是一直期望「聽見」台灣女唱作人張懸的成長和變化，原來這聽眾的原始欲望「小眾」得蒼涼，連張懸自己都感嘆：「無論是聽眾或者（唱片公司）操盤者，都刻意迴避歌手本身的蛻變，反而只想維持他們形象上的永恆性。」蟄伏三年，張懸近日終於推出個人第四張專輯《神的遊戲》，強調「不為過去解釋，只想呈現最同步的自己」，以一貫張懸式溫柔與謙虛的結他和嗓音，唱出純真而青澀的情感，同時也高呼關注社會事件和尊重平等。

她說：「緣分是神，而遊戲是我們。」沉澱過後，三十歲的她把世人對緣分的好奇以至衍生出宗教和心靈崇拜投放在作品中，詩意得毫無餘地的歌詞依樣貫穿於新派搖滾和民謠，沒有敗了這「詩人歌手」的文藝氣質，更添了一種溫柔的爆炸力、哲學性和更重份量的人文關懷。

記得當年迷上《寶貝》，緣於商台DJWasabi的推介，之後便開始關注張懸這位來自寶島、喜歡抱着結他的獨立歌手。《神的遊戲》有張懸式搖滾部分，也保留了《日子》、《如何》等平淡、清新的作品。聽罷這張被作者認為最喜歡和滿意的專輯，發現是概念更完整、風格更突出的作品。她除了寫歌還親自編曲與製作，演繹表現手法更趨成熟，也更有主見，令人看到一個更澄澈、淨化和無拘無束的張懸。

進入她的音樂世界，像平心靜氣地觀賞一幅宋朝文人畫，慢慢咀嚼歌詞，猶如畫中邊款的詩意翩翩。沒騙你，當流行曲停留在押韻和堆砌幾個陌生名詞以示標準格式的時代，張懸不少具意境的作品，的確可以獨立當新詩來念。

像講述熱戀（張懸的確在瘋狂熱戀中）的主打歌《豔火》，編曲顯出心思，也唱出愛得奮不顧身的熾熱：「當你原諒所有遺憾/對我依賴/我在你懷裡想起了最初的感慨；第一次等待/此刻/還在/於是你不停散落/我不停拾獲/我們在遙遠的路上白天黑夜為彼此是艷火；如果你在前方回頭/而我亦回頭/我們就錯過」。你看是不是一首連丘比特都會動容的新詩？出現於女同志電影《花吃了那女孩》的主題曲Tr iste ，簡單的騷靈旋律又是聽到讓人淌血的詞：「你是我的靈魂/ 但不是我的眼神；你還在愛/我不能先恨」。《我想妳要走了》是張懸的私人日記，寫下她外婆過世前兩人最後相處的心情，此曲也收錄於電影《艋舺》的原聲唱片中。

思考城市到思考世界

三十歲步入中女的心境，張懸似乎更想探討人與人之間交織着難以解釋的微妙之緣。專輯名為《神的遊戲》，當中的「神」，指的是人與人之間流動的緣分。張懸說：「我認為每個人都有人性和神性，主要是看你展現劣根性的程度。人生充滿着峰迴路轉，每件事情都非偶發，其實有脈絡，人對緣分的理解也反映着每個人的神性和人性。」擁有火紅文藝音樂青年個性的張懸，同時也崇尚獨立精神，2005年首張限量版專輯May be I Don't Care ，便選擇以獨立形式發行，後來簽約Sony也不失本性，三年前出版的《城市》開始，張懸更擔任製作人，捍衞個人風格不斷升級。四張專輯明顯地看出張懸由青春、冒險、文藝至成熟的轉變，她的處女專輯My Life Will是她對青春的反思；接着的《親愛的..我還不知道》表現出對生命探索的好奇感；《城市》則是以冷眼批判社會百態引發思考；《神的遊戲》明顯以緣分串連大世界，添加生活累積而得出更宏大的世界觀。

張懸與別不同，除了其清淨的嗓子和詩般的歌詞，還有她是一個有思想，並且會把價值觀灌輸於作品鼓勵人思考（有別於只鼓吹你消費的商業歌手），甚至有點俠女味。她關心社會事件，並不時化為創作靈感，像上一張專輯《城市》裏面一首《南國的孩子》，就是關注到台灣南部過着簡樸生活的原住民。新專輯另一首主打歌《玫瑰色的你》是歌頌懷抱理想的社運壯士，發聲也不忘詩意一番：「你是我生命中最壯麗的記憶/我會記得這年代裏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經不僅是你自己/你栽出千萬花的一生；四季中徑自盛放也凋零/你走出千萬人群獨行/往柳暗花明山窮水盡去/玫瑰色的你」。

音樂俠女為社會吶喊

在音樂中滲進關心社會的歌詞，並非張懸為了吸納文藝青年的宣傳伎倆，她還夠膽冒着被封殺的風險，挑戰強權、有話直說，她關注弱勢社群、支持同性戀自由、反東岸美麗灣渡假村開發、公開支持內地烏坎村村民抗爭，最近更激的例子，是反台灣旺中媒體集團購併中嘉有線電視引發媒體壟斷，她竟於某個露天音樂會安歌環節中，高聲呼籲：「請大家阻止蔡衍明收購更多的媒體集團。」之後更說出一番肺腑之言，闡明開放市場和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更呼籲公眾人物要覺醒發聲：「控制我們的其實是財團跟超級企業，今天我們不是需要站出來然後就去死的英雄，但如果有五十個、五百個歌手跟我一樣，歌手就不會因為這樣的言論被封殺，千萬別要流於意識形態的鬥爭，要用群眾的身份去維護新聞媒體文化的自由與健全。」張懸一直認為，世人肯面對自己的價值或正義的事，並願意勇敢為這樣的自己去爭取才重要，張懸的哥哥知名樂評家焦元溥，也以不再為旺中旗下媒體寫樂評的行動反對媒體壟斷。反觀香港，流行樂壇幾乎與社會和政治完全分割，很多具爭議性的社會話題上，香港大部分藝人都噤若寒蟬，選擇龜縮地「失聲」。

值得一提的是，張懸原名焦安溥，父親是海基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焦仁和，祖父是五十年代負責偵辦台灣官商勾結弊案「黃豆案」的台北地檢處首席檢察官焦沛樹。入行時她易名張懸（因她喜歡張愛玲，又覺得人生很懸），刻意抹去家族的影子。《神的遊戲》填詞人姓名，她用回真名焦安溥，張懸說是為了榮耀父母。自小被父親灌輸四書五經，想是令她歌詞中帶有詩意的原因吧，不過，迄今張懸與父親的關係改善了，她亦紅了，但他仍未出現於張懸的演唱會，以示認同。

出身名門望族張懸卻個性叛逆，十三歲開始創作，十六歲對教育體制不滿而輟學和離家流浪，試過瞓街，到Live House表演賺生活費從而入行，二十歲已獲唱片合約的她，卻因不願認同公司音樂理念而被腰斬出碟，一直等到2006年，二十五歲才改簽了新公司，發行了第一張專輯。張懸坦言，放逐自己流浪的時間影響她的一生，斷定她處事和人生的幽默感，也令她勇於發聲。

在埕埕塔塔、耳根的商業化污染之外，張懸的確給予我們另一種選擇，無論是音樂內容還是體裁亦然。

音樂與政治

Madonna 在巡迴演唱中接受訪問時明明說過：「藝術應該是政治的」。不過，當女子樂隊Pussy Riot 在東正教最大教堂唱衰普京，祈求聖母結束獨裁統治，卻面臨兩年的鐵窗生涯，不是踐踏人權是什麼？

在政治冷感的樂壇，張懸的敢言，的確作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示範，往往勇於表達意見的，只是獨立歌手。

看畢張鐵志的《時代的噪音》，更令我設身處地回想香港，在天星事件、保育計劃、地產霸權甚至近期的國民教育爭議話題當中，何故只有小部分香港藝人選擇小聲吶喊？難怪今屆有文化界功能組別的候選議員，提出重塑「文化身份」的口號，呼籲文化界在政治、社會要有話兒，令未來的政制發展有文化視野。

說到香港歌手不關心時事，還是歌手黃貫中罵得瀟灑：「那些賺香港人錢的歌手，卻不關心香港，也實在不合理吧！」《天與地》一句經典對白The cityis dyi ng，引來全城熱傳討論，引申出什麼「受壓的一群不怕強權、不怕體制發聲」的樂與怒精神，其實音樂說到底就是彰顯「真、善、美」吧！只是時下歌手只顧銷量、人氣，只看到頭頂上的光環，結果光環都變成貪慕虛榮的帽子。

除了黃貫中之外，黃耀明是少數會於七一上街遊行的藝人。在近期國民教育爭議中，他更是第一個拍片呼籲家長參加一人一信行動；然後是DJ森美以父親的身份發聲，坦言接受國民教育科猶如「引賊入屋」。很多人問黃耀明是不是政治歌手？

他答得甚妙：「我們沒有選擇，因為我們都『被政治』，我只是用音樂回應這個時代。」這或許是兩地樂壇的不同，台灣歌手會認真地建立自己的風格和音樂文化，香港大部分歌手只傾向建立個人的知名度和財富。期待香港更多《七百年後》、《地球很危險》的出現，或者多幾個龍小菌也不錯。

失憶通行證

聽說近來最火的﹐除了裸男﹐就是誠品。

想起這起事件﹐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116412&d=1817

賓佬屠殺香港旅行團、台灣誠品暴力對付香港橋生﹐好像被忘得一乾二淨了。

失憶是特區人四海Snapshot的通行證。

一週一健談 #15

陳雲：評論之終局
2010-09-06 明報

踏入政壇，要知道終局何在，始可履險如夷，保存精銳，為社稷與黨人謀幸福，必要時自己抽身而出，這是從政的道義與智慧。撰寫政治評論，也要有道義責任和行事策略。要知道事態之終局何在，始可以採取觀點分析和部署言論攻勢，影響人心、改善施政或力挽狂瀾。政治評論是將自己的道義立場和歷史判斷押下的，玩忽不得。撰寫時事評論，倒是輕鬆一些，以事論事，明辨是非即可。評錯了，論歪了，有其他同行矯正，沒什麽大不了。時事評論並非我的謀生門路，我寫的是政治評論，即使是評論時事，也用政治評論的心態寫。故此，任何一篇（包括這一篇），都要發揮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極致，隨時預計被老總叫停，隨時準備被許多讀者冷待。

人類並非理性生物。政治的最終力量，來自非理性的群衆衝動，當中有好有壞，有行善的，也有作惡的，假如都沒智慧來駕馭，便都是不受控制的暴行。故此，為了社會安全，為了快樂生活，我們抵制暴力，特別是來自霸權的、有組織的暴力。社會需要和平的風俗、持續的對話與多元的評論。然則，當社會被霸權操弄，大部分人委屈求存，麻木不仁，政治評論就變成思想體操，成了文娛活動，只是滿足好奇和宣泄怨氣，並無實際作用。要改變困局，只能轉而求之於非理性衝動的總體爆發，在廢墟和殘骸之中重新建設。這叫革命。眾人壓抑久了，到了轉捩點，要爆發行動，理性分析和善意忠告，就只限於同道之間流傳；公開發表，就「阻住地球轉」，變成反革命了。故此，幾年之前，我終止評論內地的政局，如非關涉香港，提也不提。中國內地敗象紛呈，終局可以預見，只是公開講出來沒有意思。了知終局而不能力挽狂瀾，就無謂阻延政局崩壞，就只得自設評論的終局，自行了斷。

政改之後，香港的終局，已可預知。於是我在政論專欄，將言論層層推進，達到極點，一般人認為是天方夜譚，連預備中國崩潰的「中美共治香港論」都說出來了。十幾年來，我也不斷抨擊地產霸權，是寄望他們顧全大局，留有餘地，不要敗壞香港這個中華有生力量的保存所。然則，朽木不可雕。在《信報》的最後一篇政論，抨擊他們將香港變成人間地獄，諷刺他們終歸要入地獄，其實是想停筆，不再寫政治評論了。這是為自己設下的終局。報社頂不住而剔除專欄，是意料中事。然則，假若報社老闆和地產廣告客戶寬宏大量，你忍得我，我也忍得你，相忍為國，我會守持君子風度，不再縱橫議論，改寫時事評論應世，以一件件的小事情來改善社會。

畢竟，只要有絲毫的和平改良社會的機會，也不應放棄。總體爆發的暴亂革命，史上沒有多少個政治家有道德操守和通透智慧去駕馭。當然，用來消滅邪惡霸權，以惡止惡，革命很有效。然而，革命的功用，所謂弔民伐罪，也僅止於弔民伐罪而已。要開太平之世，靠的仍是溫溫吞吞的理性商量，跌跌撞撞的實務改善。

突破困局，建立樂土，需要智慧、需要韌力，更需要快樂平靜的心境。比如打坐， 有些沉悶，但不緊要，慢慢就樂在其中，成佛也得靠這個。至於斬妖除魔，道心不淨者，只是消前生孽障、也是結今世孽緣，在惡之中輪迴， 非成佛解脫之道也。

一週一健談 #14

茶餐廳的齋啡涼了竟然不酸
游清源
信報財經新聞
2010-08-03

在沒有世界盃沒有歐聯沒有英超沒有西甲的半夜三更，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茶餐廳是這樣經營下去的（先此聲明，夜更的士車租比日更還要便宜一成，這件事就足以證明，香港的夜生活早已遇到黑色暴雨，即使沒有沒頂也長年水浸眼眉）。

公司附近（北角渣華道與琴行街交界）有一間茶餐廳叫「有您有我」，與天后水星街的「不見不散」，以及英皇道國都商場對面的「先到先等」應屬同一集團或者起碼有些少「親戚關係」（「先到先等」和銅鑼灣道聖保祿醫院對面的「不見不散」都已拉閘，化為爛gag可以是「不見不散」變成「忽見忽散」，而「先到先等」則變成「後到唔等」。我甚至諗過自己也搞類似的通俗詩意茶餐廳，第一間叫「我行我素」，第二間叫「我行你素」，第三間叫「你行我素」，第四間叫「你行你素」，第五間循環再造加懶音，變成「我『痕』我素」，如此類推，一直開分店開到可以上市，跟手就叫畢非德或者李錄入股，呵呵呵，呢鋪真係想窮都難囉）！

上周六凌晨四點十五分，一個人傻更更去「有您有我」，那裏有一個大廳兩個偏廳，長方形的大廳大約有十五張枱，四部電視各踞一方。這個格局我熟到盲了都看到，奇就奇在四部電視播着不同節目，第一部播粵語殘片《白骨美人大結局》（即是《無頭東宮生太子》下集，那個無頭東宮即是白骨美人亦即是另一個「阿珍」余麗珍），第二部播韋家輝監製的《世紀之戰》，第三部播李連杰主演的《黑俠》，第四部播劉德華主演的《賭俠大戰拉斯維加斯》，都是重播，卻又令老中青夜貓子各取所需，如在沙灘拾貝般拾到一點生趣，如是者喝下一杯奶茶，再來一杯咖啡，再來一杯鴛鴦……而我只是叫了一杯齋啡，獨個兒坐在四部電視的中間位置，忽然之間有個中年侍應打招呼。因為他笑，露出一張缺了三顆門牙的嘴巴，讓我記起他在年前結業的另一間茶餐廳做過。這裏很好，果然是「有您有我」。

消費卡夫卡

信報 七月二十八日

典解會有人同自己改個筆名﹐叫卡夫卡呢？ 天大的膽﹐你都唔敢改個筆名﹐叫周作人、張國榮、費里尼或普魯斯特吧。當然老餅可能知道﹐好多好多年前﹐黎則奮用過個筆名叫方卡繆﹐但都冇人會硬譯照搬阿爾拔卡繆吧。此人示範了﹐連筆名都冇心機諗﹐文字就好難令人卒讀了。

非常典型﹐門外漢狗up﹐複雜問題簡單化﹐人云亦云﹐冇思路冇文采﹐一切化為正 (彭志銘之流) 邪 (Chrissie chau、馬仔之類)對立﹐堆砌戲劇衝突﹐末了加一段苦情戲 (無人問津的神州書店)﹐感觸甚深﹐思之令人淚下。

小弟只提兩句﹐一、除了那些「低能」漫畫﹐某中資書店也默默出了一批「土製漫畫」(楊學德之類)﹐即使是「零食」﹐也有其獨到的生命力；二、彭志銘最出名的﹐不是出「好書」﹐而是化名賴依芙寫的垃圾漫畫﹐粗鄙無聊﹐人身攻擊﹐一版再版﹐墮落無恥；三、那間神州書店﹐數年前被明報揭發﹐派遣茂利到慈善舊書義賣展﹐以賤價搜括舊書﹐再轉賣謀取暴利。

最後一點﹐有「風骨」的書商﹐本來就不會參加香港書展﹗

PS﹐10分鐘寫完﹐真係有快感。

一週一健談 #13

笑談快樂抗爭
信報財經新聞
陳雲 2010-07-13

弱勢群體抗爭的理論和策略，是由行事的民眾以其心智及身力實踐出來的，事後可略作概括。法無定則，快樂抗爭不是某群人構思出來的理論，而是民眾的實踐智慧。這裏先談一下快樂抗爭的本地社會條件，娛樂大家，消暑解悶，下次再談政治鬥爭的心性修養。

勞動人民有智慧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勞動人民聰明得很，抗爭的方法，信手拈來，無師自通。勞動群眾力量大，他們不爭，是強忍而已；真忍不住了，要爭起來，力量如洪水決堤，惡霸都要讓路。

五月二十八日，三名街市攤販在清水灣道爬上天橋，展示抗議橫額，警察封路戒備，消防員鋪好救生氣墊，一人悲情跳橋。六月二十一日，九百名街市攤販上街抗議食環署縮短街市攤檔租約（由三年減到一年）及取消續租權及親屬繼承權。攤販不知道八十後的快樂抗爭方法，也不知道中環交通負荷已超越臨界點這個死穴，但他們只知道在中環的皇后大道中的交通要道坐下不走，便可耗損政府，顯示實力。在夏日燙熱的馬路上聲稱身體不適，「乘涼」一個半小時，擺龍門陣笑談家常，在繁忙時間引致交通擠塞，事後和平散去，但政府領教過了，知道自己輸不起，便要恢復談判街市租約，不敢像領匯一樣，趕絕小企業主。

攤販在夏日熱馬路上乘涼個半小時，八十後青年捧着穀米在石地上苦行跪拜好幾日，是什麼心情，是快樂還是不快樂？很難說。但心境不平靜，肯定做不到這些抗議行為。心境平靜，是快樂之始，也是抗爭成功之本。每次都可心境平靜，與同道組成團隊抗爭，不須組織發號施令，人人自由散漫，但自動走位，靈活合作，型男索女身段優美，言談有知識，標語文藝，圍觀民眾賞心悅目，有得學有得玩。抗爭者瞄準對方死穴，以小博大，發揮成本效益，這豈不是有點像巴西的「快樂足球」麼？

警察斯文有原因

上述這群攤販，在某些商家眼中，確是貪得無厭的「刁民」了，對於這些刁民，連帶那些示威青年，香港警察當然可以拳腳交加、棍棒齊飛，甚至鳴槍驅趕，猶如某些評論人眼中的美國警察所為。香港警察個個威猛，無疑可以恢復當年威利警司的作風，不能學威利，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授權或縱容警察毆打示威者，除了激發起示威者行動升級或沉潛抗爭之外，更要同時容忍警察意氣風發，雄踞一方，貪污受賄，包庇黑幫，有如大陸的情況。七十年代，香港警察以棍棒毆打示威者的同時，警察也持槍衝上廉政公署搗亂，毆打職員，迫使港督特赦以前的貪污罪。港英要警察斯文有禮，服從執法綱領和行動守則，除了建設金融城市所必須的司法公正和公共安寧之外，也是為了馴化警權，以文伏武。很多商家誇誇其談，指責香港警察鎮壓示威不力，根本不知何謂政術。

六七十年代，香港人口三四百萬，經濟多元化，社會的生存空間廣闊，警察即使粗暴執法，引來示威者激烈回應，甚至爆發騷亂，社會耗損不大，情況如今日的大陸一樣。加上當年香港民眾各有生計和上進之路，渴求和平發展，心裡支持港英鎮壓「暴徒」。現在低下階層處於上進無望之態，青年無所事事，萬一發生暴動，窮人支持穩定還是默許暴亂，真很難說。

香港政府有死穴

目前香港工農式微，經濟獨沽一味，以資訊流通、法治、社會安寧及高效服務吸引外人來此投資及花費。加上此地的人口壓力早已超過臨界點，政治經濟過分集中在中環一帶，即使是消極耗損式的公民抗爭行動，只要曠日持久，也足以迫使政府屈服。特別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後，政府奉行新自由主義，實施公共服務改革，裁汰多餘，外判工作，肥上瘦下，攤薄官府權威，前線人員疲於奔命，士氣低落，掏空官僚的機動反應的剩餘精力和迴旋空間（德文的Spielraum）。在冗員眾多而官府應急空間充沛的六七十年代，暴動應付自如，但目前香港暴動的話，醫院、機動警員、拘留所、監獄、司法檔期根本不足以應付。當然，也可因陋就簡，快速檢控和粗暴監禁，但金融中心的聲譽勢將毀於一旦。大陸人目睹執法標準降低，也不必來香港投資定居和尋找安樂消費了。

香港不是美國，可以不假外求，香港打開大門，食的是四方飯，香港警察執法斯文，外地人也很受落。這是大家都珍惜的香港謀生大局，然而官商勾結，小市民無立錐之地，財閥和政府也不珍惜大局的時候，小市民又有什麼必要去奉陪呢？

機會成本不對稱

過去示威者也許懼怕留下案底，難有大企業聘用，但現在人浮於事，大公司的聘用新人的條件苛刻，連中年人的老臣子也職位不保，誰會「珍惜羽毛」呢？假若政府強橫執法，自損司法制度的道德基礎，則政治犯罪便成為人民英雄，成為「負成本」，有賺了，在社運鬧出名堂，累積經驗，反而有助拓展事業。以機會成本而言，比起快樂示威的青年，政府和商家的機會成本高很多，根本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政府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要猛力壓制在萌芽狀態，以免一輸到底。政府採取各種滋擾措施來遏止示威，一退再退，卻不敢採取棍棒武力，可見政府無險可守。

抗爭當然有時要暴力要激情，特別是應付暴政。然而，港府仍非暴政，國際情勢和中共也不容港府行使暴政。香港是中外緩衝之地，也是中共學習現代管治經驗、與國際社會接觸和挽留大陸逃逸資本之地，高效政府和溫柔政治，本來是此地最適宜的政術，只是曾蔭權不得其法，而且縱容地產財閥剝削，將港人之資財輸送予政治忠誠不明的地產商，才引起民怨沸騰，也令中共警惕。

民生問題引致的民怨，是目前抗爭的主因。政治引起的民怨，卻不緊迫。民主牽涉主權，民主政治必須要有主權意識的支持，故此中國民主的主戰場在內地，不在香港。以現實政治而言，只要港府顧全自由和均富，香港的民主足以監察政府施政和保證言論自由便夠了。香港只須快樂抗爭，溫柔革命，保住憲政共和的開頭和完結便可，中間的部分，留待大陸同胞去做，而陣痛期間的亂局，如中美雙方協商妥當，香港也執政有術，便可以接收大陸的逃逸資本和人才，充實地方建設，成為民主中國的首善之區。

延伸閱讀：
珍惜文明捍衞人權自由要理直氣壯 - 鄭經翰
http://ieemdai.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09.html
鄭經翰「投訴」及「刁民」的謬論 - 曾山
http://ieemdai.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5981.html
發條橙 - 陶傑
http://hkm.appledaily.com/Home/ShowArticle/2065ec67-e2ad-4477-baab-285323b2fc0b

一週一健談 #12

有能力的人，請把你的燭光照得更遠
龍應台 天下雜誌　第343期

這個已經二十歲的歐洲青年跟我說，「媽媽，你忘了嗎？我幼稚園時的圖畫書主角不是德國的約翰，而是土耳其的阿里，圖畫書的內容講的是阿里的語言、阿里的思考方式。我四歲開始參加足球隊，教練告訴我們如何與團隊合作、如何尊敬教練做為一個權威、以及如何與具有權威的教練溝通啊！」

我想起來，他中學時，參加社區舉辦的「為尼泊爾而走」活動，學生們幫尼泊爾山村裡的小學籌募興建款項；他也曾經在課堂上報告過「全球化下的麥當勞」研究，探討跨國巨人的運作模式；高中時，他在國文課（德文課）讀布萊希特的劇本《加利略》，探討的核心即是，人，面對國家，面對權威，面對你無法抵抗的組織時，個人的位置要在哪裡？個人的抉擇又是什麼？

無所不在的公民教育

在公民的教育裡，常常與「愛國」劃上等號，講到公民，似乎就講到國家認同，我又問這個二十歲的研究對象：你們什麼時候被教導「你的政府可能是錯的」、「你的國家可能是可惡的」？他哈哈大笑，以幾乎輕蔑的表情說，「你以為我是哪國人？你在問一個德國人這個問題嗎？三○年代的納粹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麼？恐怕就是國家永遠是錯的吧！你應該把這個問題拿去問美國人！」

經過不斷的思考與討論，我發現，原來這兩個德國孩子受到的公民教育是無所不在，而且其實就是一種「世界公民教育」。孩子學校裡的成員，從幼稚園一路上來，有一半是從世界各地來的外國人；另外一半，可能又是混血兒，小孩子左看右看，都在不斷和外國文化溝通；學校裡又不斷有交換學生來來去去。

我又發現，他們沒有一門專門的課叫「公民教育」或「公民與政治」，他們的公民教育完全是滲透在所有的課程裡，在政治課談國家體制，在社會課談社會結構，在宗教與倫理課談個人和環境的關係，在英文課談美國的民主制度，法文課講的是阿拉伯裔在巴黎的生活狀態，地理課講的是全球化下的經濟結構轉變，歷史課談的是個人良知的抉擇……。

公民教育無所不在，南亞海嘯發生時，報紙是連篇累牘的相關報導，但德國報紙會有一個青少年版面，和青少年讀者討論：「一個貧窮的國家發生如此重大的災難，富國有沒有責任？」再加上電視新聞的討論，家裡晚餐桌上的討論……。所謂世界公民教育，根本不需要一堂課來教你，因為它是沒有界限、隨處可得的，可能是學校，也可能是媒體，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怎麼會沒有世界公民意識？

如何做一個世界公民？

誰是Global Citizen（世界公民）？我自己的定義是：

第一，相信個人的行動可以造成不同，You can make differences。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相信自己可以改變社會行走的軌跡，而當你認為你所做的任何事都無法改變什麼時，你其實就失去了行動的驅策力。今天在台灣，可能有相當高比例的人覺得「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你做什麼都沒有用；可能有很高比例的人認為「Don´t do anything.」，因為根本沒用，所以什麼都不必做。如果你對世界、對周遭環境採取的是「保持距離」、「不作為」的態度，那你就跟Global Citizen沒有關係。所以，首要條件可能就是「熱情」。第二，對「公平」和「正義」是有所關切的。第三，關懷人類社區的現在和未來，而且，這種關懷不因國界而有所隔閡。最後是，你會以「行動」來表達你的關懷。

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加拿大的一個「維多利亞公民教育網」，看看加拿大人針對青少年所設定的議題又是什麼？我舉其中「全球健康」這個議題為例，網站上先給你知識，也就是事實和數據。例如，在二○○○年，全球有一千萬個十五歲以下的孩子，因為父母得了愛滋死亡而成為孤兒，愛滋病是以這樣的速度在蔓延。網站首先會告訴青少年，你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事實，可以到全球抗愛滋基金會的網站了解他們怎麼運作、世界各地對這項議題所做的各種努力、去看各類的網站連結……；接下來，它會告訴青少年「你可以做什麼」How to take action，你可以寫信給加國總理，告訴他你關心這項議題，你希望抗愛滋基金繼續正常運作，所以必須有全球最富有的四十八個國家，拿出他們GDP（國內生產毛額）的○．○三五％給這個基金。也就是說，加拿大應拿出二億四千三百萬加幣；你還要告訴總理，若按照聯合國的協議，做為一個富國，應該要拿出 GNP（國民生產毛額）的○．七％做為援助基金，但實際上，加拿大只拿出了○．二三％，所以「這是一種恥辱」。最後，網站會告訴青少年，別忘了把信的副本寄給報社！

從喝杯公平咖啡開始

像這樣一個網站，它非常具體的教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問題是什麼樣的狀況？嚴重程度如何？如果你願意take action，你可以怎麼做。網站上另一個例子是，它讓孩子知道，你喝一杯咖啡，這咖啡的背後有些什麼？事實上，你若在咖啡店買一杯咖啡，尼加拉瓜的咖啡農所得的利潤是不到其中的一％的，但你若去超市買一杯咖啡，咖啡農可以得到利潤的六％，但這些數據一旦跟獲得巨大利益的雀巢等全球四大焙炒商相比（雀巢可得二六％），親身種植咖啡樹的咖啡農所得到的，卻又是那麼微不足道。而正因為有人覺得這些跨國公司極度壓迫了農民的生計，像是英國的樂施會，就開始致力推展「公平咖啡」的概念，經過不同的努力和施壓，產生了一些成果，像是星巴克自二○○三年四月起，同意每個月的二十日為「公平咖啡日」，星巴克承諾，當天消費者所購買的咖啡，都會是以較高的價格，直接向農民購買，而不那麼剝削農民。網站會告訴青少年，你可以要求跨國公司以較合理的價格向農民購買咖啡豆、要求政府協助咖啡農多元化經營，你更可以向咖啡店要求要喝公平咖啡。

還有一個例子講富國的消費主義，你在網站上先看到數據：「美國人一星期平均有六小時在購物，但只有四十分鐘花在親子互動；一個高中生到他畢業的那一年，已經一共看了三十六萬個電視廣告；在二○○一年，全球產出三千七百萬輛汽車，其中五○％是北美人買的，但他們的人口只佔全球的五％。」網站就問孩子，如果你覺得這種消費主義現象是很糟糕的，那你可以做什麼？「你可以買二手衣服、買衣服時你可以問清貨源，這個品牌是不是像耐吉一樣，巨大的利潤是從極度剝削中國和印尼的工人而來？名牌的背後是什麼？產品是怎麼來的？你也可以簡單過日子，甚至響應Buy Nothing Day！」

台灣能做的事太多了

回到我們自己寶貝的台灣，在全球的人均收入評比中，我們的人均所得，是第三十名，超過紐西蘭、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台灣是富國；我們的人口結構裡，到了二○○三年時，每三對結婚的新人，其中就有一對是與外籍人士通婚，每七．五個新生兒中，就有一個具外籍血統。實際上，我們自己社會的人口結構，已是多元民族的結構，但是我們的腦子裡，卻還沒有文化多元和地球村的概念。

從網路和閱讀上的確可以得到許多知識，但知識不見得能轉化為感動和行動，相信很多人會問，「一定要在歐洲那種環境才能有那種『全球同胞感』嗎？」我認為不是的，台灣的情況剛剛講過，我們的社區裡已經有很高比例的外國人，像是外勞、外籍新娘，還有大陸人，但我們有多少人對印尼的文化了解和尊重？有多少人去關心泰國的政經結構？我們的社會已有了新的組成，但我們的腦子卻還沒有這樣的認知，我們還把「外勞」只當作一個群體來看，而且是用一種瞧不起的姿態，只談論他們要逃走、他們會賣淫，主流社會還是以一種從上往下、單一而粗淺的眼光和思維，很少人意識到要去真正的了解他們。

所以，年輕人，你已經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有多少大學生知道，我們的《國籍法》和《移民法》對大陸新娘是如何的違背人權、如何的歧視與虐待，如果你有全球公民意識，你會以有這種法律的國家為恥，你要take action，你可以寫信給總統、行政院長或內政部長。你也可以加入保護越南新娘的組織，在我們自己的土壤上，一個世界公民可以做的事就已經太多了，不需要移植歐洲經驗。

台灣的世界公民意識，跟我們的財富根本不成比例，問題在這裡。我們總以為我們是小國、弱國，其實你是富國，你對貧國是有意義、有責任的，但我們有這個責任感嗎？當我們的政府丟錢給窮國時，雖然說是買外交，但你對該國的處境有認識、有關懷嗎？

我認為，所謂的公民教育，有三個必要元素，第一，knowledge知識，你對問題認識的深度；第二，intellectual skill論辯與行動能力，你對自己的信念，如何向大眾表達，你對你不認同的做法和說法，你用什麼樣的語言和行為去表達你的反對，有了知識之後，你如何串連實踐的力量，這是要學習的技巧；但最重要的核心，卻是第三項，virtue或是character，也就是品格，你對於遠在非洲餓死的小孩，你心底有沒有真正的關懷和感動？

如果你覺得一切都無所謂，那你的知識和技巧，所為何來？人是因為他的品德而站起來走路的，否則他就四腳著地。

你就是發熱的燭光

你要怎麼影響別人？當你擁有以上的三個條件後，自然就會成為黑暗房間裡的一盞小小燭光。而你要累積知識、培養技術、鍛鍊品格，的確是因為你的經濟與教育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世界公民意識其實也就是在講，有能力的人，請把你的燭光照得更遠，因為很多在黑房子裡的人，他們連蠟燭都沒有；有能量的人，請你去關懷那些經濟的弱勢者。」

很多年輕人都想知道：What can I do？我能做什麼？你可以選擇一個打動你的議題，去了解事實，建立知識，學習論辯和行動的技巧，在網路搜尋世界上與它有關的組織，你去找一個基金會，成為它的志工，你去跟它做一個連結，一扇一扇門就會打開，你就會慢慢摸索出一條路。

最後，我想送給大家兩句話：第一句是甘地所說的：「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d.」，要改變世界，必須先改變自己。

你不要抱怨，如果你覺得世界需要改善的話，不是等別人去做，而是你自己；第二句話是甘迺迪所說的：「A nation is always on a race between disaster and education.」做為一個國家，你只有兩種選擇，如果不要災難，那只有一條路，就是教育，那是唯一能令國家向上的力量。

真的不服氣

2010世界盃之巴西必勝
信報財經新聞 2006-07-12
原是物語 孔少林

2006年7月2日，在德國法蘭克福某酒店房間出現以下對話：

賭波集團港澳區主腦大D：「細哨，你一日一夜未離開過這房間，終日以淚洗面也不是辦法。」

細哨：「我對唔住國家……嗚嗚嗚。」

大D：「不要胡思亂想，你今屆世界盃為我們做的事，我們是不會忘記的。講開又講，你交戲果然交到十足。」

細哨：「嗚嗚嗚，你重好講。全巴西把我當成罪人，我的朋友唾罵我，連小學同學、神父、家中的傭人都不願跟我說話，我無面目返巴西。」

大D：「這一切很快便成過去，明天是新的一天。」

細哨：「我最嚥不下就是報章把施丹捧成『比巴西更巴西』，我真的不服氣。」

大D：「你四年前已嘗過贏世界盃滋味，許多偉大球星一生人未曾捧過盃。」

細哨：「跟四年前不同，那一屆世界盃是屬於大哨的，原本這一屆世界盃全世界人都期待我帶領巴西衞冕。現在八強就已經出局，還輸得這麽難看……嗚嗚嗚。」

大D：「好啦好啦，你喊到我心好煩，我怕咗你。你四年後才三十歲，正是足球員黃金時期，到時阿祖安奴、羅賓奴、卡卡等隊友球技更趨成熟，巴西這『足球工廠』必定會出產另一群出色年輕球員，到時巴西一定有能力奪標。大哨都要失望一次，等四年才威盡奪盃，做人要講規矩，要有耐性。」

細哨突然停止哭泣：「我不要錢，我要贏世界盃，我要為巴西爭光，我要全世界人記得2010年世界盃是屬於朗拿甸奴！」

大D：「等我遲一點跟英國『肥佬』、意大利『大賊』、印尼『老鬼』等莊家商量一下，我相信問題不大，四年後賭波『盲毛』不會一面倒追捧巴西，我們一樣可以『做到』有錢贏。」

四年後，雲集南非的媒體一致批評細哨年華已去，近年在球隊演出已走下坡，他在國家隊的位置應由新人頂上，記者們仍不能忘掉四年前巴西對法國「細哨失蹤事件」。傳媒不知道二件事：一、抑壓了四年不忿的細哨誓死要為國家為自己而戰，這股力量的爆炸力好比原子彈；二、大D講得出必定做得到。所以2010年世界盃，巴西必勝。

一週一健談 #11

「後公投」意識的崛起
信報財經新聞
林天悟 2010-06-07

本篇將用「公投」去形容上月的立法會補選，並非忘卻了「政治中立」，而是「補選」和「公投」有本質上的分別：「補選」是事實的客觀描述；「公投」則是公民黨與社民連等五名辭職議員的用意，希望讓市民用選票向政府表達意見。

五區公投的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十七點一，即有近五十八萬人參與，正當政府解讀是公社兩黨浪費公帑和「不得民心」、傳媒學者都認同那是一場失敗的社會運動之際，事隔兩個星期，一股應可稱為「後公投」意識卻悄悄抬頭，而且愈來愈壯大。這股意識從八、九十後擴散開去，年齡層逐廣，他們多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過去不關心政治，甚至不關心社會，對投票並不熱衷。但這批人近年在保育和社會運動中醒覺，開始留意身邊事物的轉變，旁觀之餘，亦在虛擬世界中熱烈發言，成為網上的主流意見。

集會人數始料不及

這股意識正好解讀了為何網民舖天蓋地反對政改方案「起錨」，而六四晚會的出席人數更刷新紀錄（警方數字）。在此預言，從今以後，無論是官方抑或傳媒皆不能忽視這股勢力，否則可能被淘汰淹沒。

所有行家都承認，今年六四燭光集會及在中大迎接新民主女神的人數，遠遠超出任何一方面最樂觀的估計，就連支聯會和中大學生會亦始料不及。現場觀察所得，燭光集會上約有一半是八十後或更年輕的參加者；而在中大的人群中，超過八成是年約廿多歲的青澀臉孔，除了中大學生，亦有很多市民支持，場內人群情緒激昂但守秩序，高叫口號但沒有過火，事後當然是和平散去。

在六四二十周年以前的一段長時間，燭光集會被視為「老餅」活動，大部分參加者已屆中年以上，相信不少人都有參加過當年的百萬人大遊行，大家有好幾年時間都憂心青年人如何「接好民主棒」。按過去集會人數推斷，死硬分子約有四至五萬人，這群人已被主辦單位形容為「基本盤」，但最終出席人數則視乎當年情況而定。按經驗而言，逢五或十周年，人數都會較多。

約一星期前，一名入行近十年的行家為政改新聞奔波之際，慨嘆今年悼念六四氣氛淡薄，她憶述去年傳媒早在四月已開始作出系列報道，其間特首、官員和親建制派人士不斷失言，加上有趙紫陽回憶錄出版，整整個多月裏不愁沒有報道材料。但今年直到五月底，傳媒對六四仍是「冷對待」，連網上討論區亦沒有炒熱，若警方沒有把新民主女神像撿走，相信事件所佔篇幅將會更少。

直至六四前夕，據知所有傳媒高層亦對晚會人數不予厚望，因為大家都相信，無論是政改或「女神風波」的爭議性、事件深度及社會滲透性，絕對抵不上去年個多月來的催谷和討論。但結果卻大大出乎意料之外，連警方估計的人數亦破了紀錄，當晚官方數字公布一刻，各傳媒機構內部亦興奮嘩然。

晚會突破過往模式

很多行家自發地參加了這兩場活動，大家碰面時都不脫記者本色，紛紛對眼前的人海進行研究分析，推斷結論離不開是「強搶女神」、政府打壓和政改不得民心等等，連串行動激發更多人站出來。但這些說法卻不能解釋為何是多了年輕人，而不是全民平均地站出來。

既然以上皆不是主因，答案便需在群眾裏尋找。在燭光集會場內細意觀察，就發現許多較年長人士會沉重地凝視蠋光，專注於台上發言，神態若有所思。而年輕一輩除了拿起場刊跟着唱歌外，還要忙於拍照和按動手機，即時把現場情況轉發到twitter或facebook等社交網絡，以便和缺席者作出「現場報道」。原本單向、懷舊而且凝重的燭光晚會，因為智能手機而變得有互動性，完全突破了過往模式。另一方面，聽到不少青年拿着燭光說：「你不出來，人家就會當你無到。」被「當無到」的一方是會受傷，然後設法作出反彈。

過去年輕人甘於在政治版圖上「不存在」，選民數目偏低，但在公投運動中，有接近四分一投票者是三十歲以下人士，即有超過十三萬人，遠遠高於其他年齡界別的選民，顯示這群人開始渴望「被看到」，但卻因為投票率低而被視為「失敗」，於是造就了「後公投」意識的崛起。

必須強調的是，具有「後公投」意識者還包括那些未達投票年齡，或者未曾登記做選民的一群，還有是部分在公投中沒有投票者，但選舉過後發現個人意志被政府騎劫為「撐政改」。於是，「沉默一族」在六四晚會中走出來了，被看見了！而他未來仍會作出各樣反彈，各單位必須注意。

過去曾概略地把傳媒人分成四代：第一代於六七暴動前出道的前輩；第二代是經歷了八四年中英草簽《中英聯合聲明》的傳媒工作者；第三代多是受六四事件影響而入行；第四代則是走過○三年沙士、七一大遊行的一批年輕記者。如今第五代傳媒人誕生了！

第五代傳媒人誕生

第五代傳媒人是指受到反高鐵等保育行動和公投運動影響的年輕人，他們把傳媒定義擴大至非主流的網絡資訊上，把自己視為其中一個媒體，反對主流傳媒騎劫或操控新聞資訊，甚至反過來向政府和傳媒宣戰。這一代與前四代傳媒人有着不同的價值觀，他們屬於反權威一族，傾向激情而帶有大無畏精神，雖然大多是在溫室中長大，但渴望經歷大時代，八九六四，很多人還沒出生；○三七一，他們的意識還未醒覺；上月的公投，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到，沮喪和憤恨仍未解決。

傳媒始終需要生力軍，當第五代傳媒人進入主流媒體工作，可以預計將會較難與前輩磨合。他們大概會甚麼都看不過眼，認為辦新聞的方式過時，認為傳媒機構的掌舵人沒有視野，認為任何spin工夫都是骯髒的，亦受不了家長式管治，最終很大機會被評為「一代不如一代」。

可是，掌握了新聞話語權的資深新聞工作者，真的能讀懂新一代嗎？假如不同年代的傳媒人只有對抗而沒有對話和諒解，這個行業肯定會加速滅亡。趁着還有一點時間，請雙方聽聽大家的心聲，套用官話是：「尋求共識，達至雙贏局面」吧。

一週一健談 #10

沒有民主﹐什麼都不是
陳雲 信報財經新聞

星期日正午去了投票。這次沙田的投票站由市中心的大會堂移到偏僻的沙田官立中學，位於城門河畔、車橋之下，偏僻的文化博物館後面。河邊有幾隻白鷺，路邊有悠悠而行的單車，才走一段路，沙田由鬧市忽然變成了郊區，略如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原貌。我喜歡。

投票為無悔於後世

微笑和歡樂，即使是苦中作樂，都可以擊退極權。政府鬼鬼祟祟，改了歷年來的投票站位置，只是令我多走一段路，認識鄰近地方而已。這次五區聯合補選，民主派不團結，社民連孤憤過度，達不到所謂公投的成效，卻可令大家醒覺，理解真相，改換策略。我去投票是為了盡公民義務，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演練民主技術的機會。

我快五十歲了，半百之年，死而無悔，看見街上的兒童，心中有愧。民主在我們這代不能完成，輪到下一代，他們要遭受更大的不幸了。人是要對歷史負責的，你造的孽，下一代便要承受。正如上一代的糊塗中國文人和武夫，選擇了共產主義，在建政初年的鬥爭中又默不作聲，任由擺佈，終於災難一直延續到現在，直至亡國。佛家所謂三世因果，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承受上一代人的共產主義罪惡，我們這一代承受叢林資本主義罪惡，我們如不悔改，下一代人便要受兩代人的罪惡，痛苦更大了。

巨獸在開始的時候無人抵抗，下一代便要付出沉重代價。認識到中國無休止的災難，我不能不怨恨上一代的中國文人，何以有眼無珠，錯誤選擇了共產主義，要幾代人白白受苦？

十幾年前，在德國讀《民主中國》雜誌，在廣西調查文革災難的作家鄭義說，他很不明白，以當年中共有限的軍力和管制技術，只要百姓以武力抵抗，哪怕是每家拿起菜刀，文革之類的大批鬥是搞不起來的。全世界所有共產國之中，也只有中國才有文革這樣荒唐的慘劇。奇恥大辱。

民主是為國家安全

老實說，即使中國人繼續糊塗下去，繼續容忍中共的暴虐和巨富的剝削，中國也最終會有民主的。看看伊拉克，亡國之後，便有民主。中國仍是臨時革命政府維繫的經濟與軍事力量，這是自由世界所不能容忍的。中國人自己不主動促成民主，就要等到像伊拉克一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了，被美國整頓，亡國後，由美國人來主持民主選舉。不要誤信美國已經衰落，美國仍擁有令世界震懾的力量。在義在利，對於中國，民主才是富國之道、衛國之道。中國自造民主，是為了國家安全，避免亡國。

不管中共擁有多少資金和軍力，中國脆弱得很，不敗亡，是由於美國的姑息而已。我是個思想簡單的人，將話說得很死，是基於一個判斷：中國不成國家。

一九四九年建政的共產中國，只有政權，而沒有國家，鄧小平走資之後，中共由佔據國家財富的革命黨成了一家超級私人大公司。人民不知為何而戰。一旦戰機啟動，共產中國就會崩潰。中共走資，繁榮之後，未曾打過一次仗，未敢打過一次仗。自知之明也。

勝者盡取的社會，不留希望的社會，剩下的就是崩潰。不論中國大陸，或香港特區，目前都是這種社會。也許，目前不少人已洞悉先機，賺盡分毫，部署移民。

憲政民主 建國之始

共產主義必敗於資本主義，是因為資本主義有國家，而共產主義無國家。共產國的人或公司，沒有獨立而神聖的國民權利，一旦政權與人民的勾結的利用關係完結，就會解散，誰也不欠誰，誰也不會為對方盡義務。那是個極不安全的狀態，不管平民百姓還是獨裁政府自身，都感到極不安全。暴亂、鎮壓、禁閉、虐待，都是緣於那令人心寒的不安全感。

國家是現代史的主體，大同世界是不會出現的。現代就是不間斷的國族運動史，動力來自資本主義、自由合約與文化傳統的結合，自由人締結為國民，建立國家，累積資本，有效使用自然資源，繁榮國族的整體階級，以此為基地而向外擴張。

近二十年的資本主義走了歪路，是跨國公司驕橫過度，以為可以富可敵國，四出投機、避稅、剝削，背叛了國家，甚至要國家來為那些背叛國家的大公司埋單擔保。

阿當．史密夫（Adam Smith）的那本《國富論》，我總是讀不完，但每拿起政治經濟學大師的書，都對書名玩味再三：The Wealth of Nations。資本家的後盾在各自的國家，而國家的富裕，不是來自國庫或國有資產，而是來自國家整體階級的富裕和創造力。

要建立現代國家，就要憲政民主，這是一切現代化運動的起點。中國由共產主義走回資本主義的起點，也要走回憲政民主的起點。否則，一切浮華，終歸煙滅。

一週一健談 # 9

商台在商言商媚共正常
王岸然 信報

還是由最敏感的人物大丈夫林彬說起吧。林彬之死，與北角清華街兩小姐弟被左仔的「土製菠蘿」炸死，是六七年左仔發動暴動兩件最不得人心的暴行，左仔亦因而盡失民心，成為過街老鼠，在整個七十年代消失於香港的主流社會之中；而六七暴動，在可見的將來，在這一代人還未作古之前，難有客觀的歷史評說。

商台將商業時段變相售予政黨，其實只屬一項商業決定，但馬上被人指控最烈的，不單是出賣言論自由，而且是出賣了林彬。已經是四十三年前的舊事，可以與今天的商業行為連成一體，不能不說是十分本土的政治文化。商業電台是一個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華人商業機構，機構文化不是代代相傳，而是還處於同一代。老闆是同一老闆，掌權的俞琤女士四十多年前已經在商台工作，今天商台節目「十八樓Ｃ座」的播音員，四十多年前與林彬一同工作，一同錄製「大丈夫日記」，這是一頁活的歷史，是香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一章香港歷史還未結束，還在延續，亦所以令到對商台出賣了林彬、出賣了言論自由的指摘，顯得還是那麼有力，那麼動人。

由林彬說起

還有沒有人記得「大丈夫日記」是什麼內容？主角叫什麼名字？還記得就顯示閣下是五十後了。主角的名字叫江德信，廣播劇的內容是日記形式、城市小品、生活趣聞，內容甚而沒有反映社會矛盾、小市民生活的苦況，並無批判價值，甚而可說是連後來的獅子山下也遠遠不如。林彬似屬藝名，他當的也是藝人工作，與政治評論員的性質完全風馬牛不相及；若沒有六七暴動，他可能今天（七十多歲而已）還在錄廣播劇，今天神聖化了的林彬先生是時代的犧牲品，是中共文革禍延香港的結果。

當年的商業電台，顧名思義，是十分之商業化，十分之政治正確，絕對沒有政治立場，連自己的新聞部也沒有，每天只按時間轉播港台的新聞報道。林彬之所以成為政治評論員，起因當然是當年的社會暴亂，政治逼人而來，國共之間的鬥爭、社會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之間的爭鬥，小市民亦被捲入其中，人人非左即右，生活在緊張但莫名所以的政治爭鬥之中。

林彬之死與政治鬥爭當然有關，與他的五分鐘評論節目（在新聞報道之後）亦直接關連，但似乎從來沒有人研究過；他的評論是他自己所寫，是他自願寫的，還是工作的一部分；他是主動要求做評論者，還是電台的授意，還是兩者兼備？筆者記憶之中，他的立場百分百支持港英，是旗幟極為鮮明地反共，與當時右派報章如《時報》、《工商》、《華僑》並無兩樣。畢竟他被燒死之後代替他的其他播音員，講的也是同一套論述，之前他也只是評論了幾個月，筆者當年全部有聽，但除了一些套語之外，沒有記憶，也肯定那些不是分析性的評論，只屬立場極端的反共宣傳。

商業電台當年搞了個評論節目，在商言商，屈服於殖民地政府的要求，要維護殖民地政權的統治而已。商台的選擇如買大小，當年若解放軍南下或英國人放棄香港，商台的命運就一如澳門的電台，被暴徒衝入強佔，歷史的是與非就會被改寫。

歷史的錯配

商台從此成了反共的堡壘，走上了不歸路，也被認為是眾多電子媒體之中最能維護言論自由，其實也只是歷史的錯配，也是商業上的理由，其他媒介更早受到建制的壓力。商台由於有林彬的歷史悲情，受到較小的影響，回歸之後兩個名嘴的社會影響力與商台的存在連成一起，節目受歡迎，保證了商台的收聽率，亦保證了收入。九七年到二○○四年商台的成功，在於漸漸成為反共的獨家電子媒體，言論自由背後也有重要的商業因素。

寫到這裏，其實是想告訴大家，今天商台將播音時段賣給民建聯，百分之一百只是在商言商的行為，當中沒有道德問題，商人從來不是依賴道德生存，當然也不會是言論自由的維護者；言論自由只屬手段，目的還是商業利益，從來都是。

商台趕走了兩個易請難送的名嘴之後，也失去靠反共言論出位而取得的聽眾支持，在機構管治四十年如一日地老化之後，節目質素不比官台或新城優勝，將時段出讓予政黨謀利，是自然不過的生存之道。這次事件之始，是商台先接受了劉慧卿的政治廣告，為政治商業化開了先河，只是想不到泛民從來兩種標準，泛民支持者也跟着雙重標準，所以有借林彬這塊神主牌責難商台的政治行動。

無可奈何花落去，相比亞洲電視直接售賣給國家，商業電台的做法泛民還可以不諒解？中共不經商人出價買商台，也可能只是由於林彬所帶來的歷史包袱而已。開放大氣電波，民間自設電台，自營媒體，才是真正解決問題之道；泛民不在這議題強攻，而只在給壓力商營媒體，是捨本逐末，自甘停留在溫水之中當自我感覺良好的青蛙。

一週一健談 #8

假如在災區遇到領導人
林天悟 信報財經新聞
2010-04-19

青海省玉樹縣發生七點一級大地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緊急趕往災區指導救災工作。報章描述，溫總理到玉樹民族綜合職業學校視察時，眼前校舍已變成頹垣敗瓦，向當地人員詢問那裡埋了多少人？得到的回答是十七名師生。溫總理質問數字何來，對方指，是校方提供的資料，由於地震發生時尚早，校內只有自習學生，故人數較少。

據說，「家寶爺爺」站在夾雜文具書本的瓦礫中，若有所思的神情滿是傷痛，對失蹤者數字表示質疑，但沒有進一步追問下去。他心裏大概想起兩年前四川大地震吧？似曾相識的情景又重現眼前，怎麼倒的又是校舍？師生死傷無數，怎不叫這位「人民總理」心痛？

記得四川大地震期間，某大香港台記者在災區苦候多天，終於等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到來巡視，記者立即請胡主席「向香港同胞說幾句話」，而所得答案是「感謝香港同胞關心」。那條以香港為尊的問題，曾被行家笑稱「問咗等於無問，沒有半點實質內容」。目前溫總理看望災民後已返京，而胡主席則在昨天抵達青海災區，假如香港記者再在災區碰上國家領導人，因時間緊迫，行家們會問什麼呢？相信以下問題必定是大熱：
香港人黃福榮在地震中為救人喪生，你覺得他的行為怎樣？
國家會如何表彰黃福榮？會否追封他作什麼烈士？
有什麼話跟黃福榮的家人說？
香港同胞很關心地震災民，有什麼話跟香港人說？

香港自大症

導領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離不開「感謝」和「讚揚」的框框吧？那些問題其實同樣空洞無物。可是，觀乎這幾天部分報章在青海大地震的報道輕重，是把香港放得很大、太大，大得可以把所有災情都比下去！而這種「香港自大症」，對於新聞業來說並不是好事。

每個記者都知道，處理港外新聞時要找出「香港角度」及適當放大，以便引起市民共鳴和關注。無可否認，黃福榮助人行善的美德值得學習，他為救人犧牲的高尚情操值得歌頌，絕對夠資格追封金英勇勳章，可說是「港人之光」，但並不如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所說，那種捨己捐軀的義舉代表了「香港精神」。

什麼是一般人認識的「香港精神」？絕不是特首曾蔭權讚揚黃福榮所說的「無私奉獻、捨身成仁」。相反地，香港人多被認定是自私、走精面、善於計算；至於捨身行善，忘我助人者，則多數不被理解。所以黃福榮生前被喚作「傻福」，而他的網誌名稱就是「傻人有傻福的空間」。

在此絕不是對黃先生有任何輕蔑或不敬處，只是現實正是如此殘酷，他八年前由廣州行路上北京，為內地骨髓庫募捐義務宣傳，沿途雖有零星掌聲，但更多是嘲笑和冷眼，他亦這樣自嘲：「明白人就話你偉大，唔理解人會話你戇居。」有行家亦坦言，當時真的認為他「戇居」，現時回想起來卻覺得他很偉大。

這位不計較名利，默默為弱者付出的大好人，若他預計這樣身故，會希望被傳媒如此高調處理嗎？黃福榮的三姐最明白胞弟的個性，她向報章表示將婉拒把弟弟骨灰安葬到粉嶺景仰園的安排，又指弟弟個性低調，不喜歡被套上烈士榮耀，而救人是本能反應，拒絕蓋區旗出殯。

捨本逐末正義不彰

死者親屬的低調意願與媒體的高調追訪形成強烈對比，民主大報連日來以頭版報道黃福榮的事跡，港聞版的篇幅都集中在一個香港人身上，彷彿把玉樹縣的成千上萬災民遺忘了，不知就裏的人看來，還以為災難中主要只有一位港人犧牲了。其他關於災情的新聞只塞在中國版，篇幅加起來都抵不住一個人，那種傾斜的報道，大概是因為該報八年前曾經跟隨黃先生走過一段上京路，與其家人較熟稔，掌握到較多資料，於是盡量煽情，結果是報道失焦，只狹隘地把焦點投射到一位英雄的生前事跡上，忘卻了最重要的究責和救災事情。

黃福榮曾對義工朋友說過，假若因救人而死，那是他的幸福。我們當然不希望有這種慘劇發生，但假如黃先生仍在生，此刻所記掛的一定是災民死活，大概會忘我地挖掘救人，至於死者的身後榮辱，那是後話中的後話。面對搶救瓦礫下的被困者，面對追究災難中的人禍，能否追封什麼勳章，顯得那麼的微不足道。

黃先生於○八年曾到四川參與救災，目睹教學樓塌得像廢墟，那明顯是豆腐渣工程，他在網誌中坦言：「如果說這只是天災，打死我也不信。」可是，過去兩年中國政府不但沒有追究塌樓責任，反而斷言否認校舍結構有關題，曾下馬官員後來更上一層樓，而起草《五一二學生檔案》倡議書的譚作人，呼籲民間對四川大地震倒塌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結果因發表六四事件文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正義沒有彰顯，慘劇循環發生，一條命運黑線，引領黃福榮走向死亡之途。

反觀香港的電視台報道則較全面，把災禍放在首位，記者拍到災區大部分校舍都完全倒塌，部分重點學校有逾千名師生失蹤，死傷學生肯定遠較官方公報為多。內地或明或暗的訊息顯示，由於青海屬於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區，政府一開始已嚴防媒體「胡亂報道」，對採訪活動嚴加限制，在主要道路截查車輛，嚴防「無證記者」闖入；另一方面則監控國內媒體報道，必須緊跟中央發報的消息和論調，而校舍是否存在「豆腐渣」疑問，更是碰不得的大忌諱。

脫離實際最危險

香港是中國境內僅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寸土，宣揚黃福榮的事跡、成立基金繼承其行善遺志之餘，最重要是究責到底，若有豆腐渣工程就要偵查揭露，延續這位英雄的心願。正因為中國有太多孩子太慘了，社會才需要更多像黃福榮這種人。傳媒的責任不在於把英雄事蹟放大再放大，反而是要設法把英雄消滅—當社會有了公義、平等、自由、富足，就不再需要悲劇英雄了。

青海災區位處高原，部分行家因高山反應需折返，而民主大報的記者更是出師未捷已被遣返，在災場內亦不能夠隨意活動，加上文化和語言差距，這趟採訪難度遠較四川大地震為高，能傳送的畫面和新聞內容就更少。但香港傳媒的報道限制始終遠較內地媒體廣闊，至少稿件刊出前毋須受到審查；內地行家摸不得的禁忌，只能由香港行家去突破。

所以，若在災區遇到領導人，請香港記者不要問個人小事，要追問災區大事：到底死了多少人？為何又是那麼多學生遭壓死？是不是全國都有豆腐渣工程？要如何究責？能不能作出保證？請對十三億人說清楚！

＊　　　　＊　　　　＊　　

溫家寶總理於本月十五日、正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二十一周年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憶述當年考察貴州的經過，提及胡耀邦對他說：「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同樣的話，亦適用於傳媒同行。

一週一健談 #7

五區總辭的政治哲學
坐看雲起時 陶傑 2009-12-24

五區總辭，已成定局。這件事天天有新發展，評論或天花亂墜，或轟炮遍野，尤其針對所謂「泛民分裂」，許多人批死，經此激烈一搏，如果無法出現公投高票的效果，泛民在議會喪失五席，將會走上衰敗之途。

香港的政治見識短淺，缺乏歷史修養，五區總辭，最壞的下場，就是五席全輸，政制方案通過。次壞的結果，就是癲狗得利，長毛「冧庄」，公民黨兩名搭單的，給甩了下車。最多是五席完好無缺，以四五成投票率重返議會。

然而，即使出現最壞的結果，長遠來說，也是好事。首先，「泛民」分裂，不論在物理和人文的世界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本來就很正常，絕不一定是政治死刑。國民黨經歷過寧漢分裂，共產黨更不用說，所謂「十次路線鬥爭」，從毛澤東鬥陳獨秀，鬥死劉少奇、林彪，最後還指使江青鬥周恩來，每一次都是分裂。

西方文明國家，政黨分裂更常見。八十年代工黨分裂，因為蘇聯共黨滲透英國工會，把工黨推上反美親蘇之途，不但重提社會福利主義這杆破旗，還要單方面撤除長程核導彈。工黨的溫和派曾健時、歐文、威廉士夫人等四人，眼見不對勁，宣布退黨，成立社會民主黨，讓工黨自我瘋狂下去。結果社民黨不成氣候，復又謀求與早已老化的自由黨主席史蒂爾合併，成為「社會自由民主黨」，最後還是撐不下去，反而工黨極左之後，迎戰戴卓爾夫人，大選兩戰兩敗，最後自我裝修，才由少壯派貝理雅師承戴卓爾的自由市場經濟和親美路線，敗部復活，執政風光到今日。

工黨一夜被英國輿論宣判死刑，稱為Unelectable，即是「從此玩完」，玩完了沒有？沒有。因為選民就是最關鍵的市場，今日的泛民，就算總辭公投失利，挫折一時，但出現這樣的結果，終究對中國和特區政府，都是壞事。

因為香港十二年來，特區政府施政失敗，利益輸送，向地產商傾斜。只要有權勢直通北京，完全可以任意掠奪社會，大公司企業董事，自訂高薪，豪宅上市，自標天價，炒賣造市，如入無人之境。特區政府制衡財團無力，高官個個想着退休為自己安排後路，下則狎玩民意，從「母語教學」之折騰，到副局政助之膏脂自肥，民怨沸騰。如果立法會裡投擲一兩隻香蕉，社會的憤慨高度濃縮集中為一兩場流淚戲，為可憐的民憤提供了一條發洩的渠道。

香港人十二年來尚未騷亂，出現中方恐懼的「顏色革命」，特區政府應該感謝議會內還有二十三名泛民議員。即使政府視民憤如糞土，也不要緊，糞便積聚成形，總要經過直腸排洩到體外吧？泛民是身體各功能器官之一，就是那截蠕動的直腸了。直腸癱瘓，糞便積聚在肚裡，也一樣會爆炸。

對於中方和特府，寧願保留一條功能不暢的直腸，還是連直腸也一刀切割掉？

這是很簡單的社會學。民主黨落後於民意，理所當然，因為目前的一批「領袖」，是「前網絡時代」的產物。自從網絡瘋魔，Facebook盛行，世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球出現了網絡高科技新世代。

網絡對所有政府帶來空前的衝擊。董曾政府，連同親中保皇派，手上擁有權力、資源、軍隊，可以一直封閉僵化下去。但身為反對黨，如競選時的歐巴馬，無論在見識、思想、語言，無論喜歡不喜歡，都一定要與IT新世代同氣連枝。

總辭風波，正好成為泛民自我交付時代考驗的時機。如果少了幾席，甚或連累下屆大選全線潰敗，已如英文的一句俗話：So be it。

因為，這就證明泛民不足以成為新世代民意的議會代表。無法代表，自然要出場。IT新世代，在香港，有大學畢業亦買不起樓的學生，有的士小巴司機，有工廠都搬往大陸而後無從生存的小手工藝業者。泛民即使衰敗，絕不表示特區政府與中環貴族的管治術有所長進，剛剛相反，他們會因權力更不受制衡而更為縱慾自喜，長此下去，官民之間的直接磨擦會增加，其間少了泛民在議會內這一層「Brake皮」和機器油的緩衝，必然是香港這輛汽車，燒Engine，腳掣失靈，高速之下，車毀人亡。

所謂泛民內耗，如同汽車的「Brake皮磨損」、「偈油濁化」，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如英國，如同貝理雅之崛起，必有新生的民主政治家可以替換，但香港沒有。所以，最近出現「網青世代」，他們以「八十後」自居，高呼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確實，他們這一代，經歷了香港九七後的社會結構質變，地產商的第二代，即將接班，對社會的掠奪，將更冷酷無情，一場更大的社會風暴，正在醞釀，民主黨此時，就像一層蛻下的蛇皮，是季節和生命迭變交替之際必然的事。

泛民內耗？內耗好了。其中有人老化，其中也有人，很明顯，是最終可以用錢收買的草根野心家，這一切，短期對特區政府是好事，長期來說，卻更把香港變為一座「民意議會無代表」的街頭火藥庫。如曾蔭權趁此時把功能組別永久固定下來，搞出一個不湯不水的政制方案，正好為未來的香港多埋幾顆地雷。

在政治上，誰不會為下任埋地雷？「港英」給老董埋地雷，老董也給小曾埋地雷。在美國，克林頓為布殊埋了地雷，次按危機、無限借貸、金融海嘯，布殊不傻，地雷原封不動，留給歐巴馬。只有蔣經國，大徹大悟，臨終之前拆除了地雷，促成台灣的民主化。這個人，「百年之後當思我」，在中國歷史上，地位將會是直追聖雄甘地的頭一人。

一週一健談 #6

余若薇「更衣記」
信報 余錦賢

昨天的余若薇叫人想起去年的奧巴馬。

昨天，余若薇代表公民黨宣布繼續參與「五區請辭，變相公投」，並強調民主運動是時候要轉型，演化為新民主運動。

去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到了「超級星期二」（二月五日），奧巴馬在選情嚴峻下發表了一篇被喻為扭轉局勢的演說，當中大量提到大寫的「CHANGE」（變革），例如：「這是變革與定格的對決；這是未來與過去的對決。」、「今晚，我想向那些至今仍未參與這次運動的美國人直接呼籲——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一起堅持、一起爭取，幫助我們去證明，大家一起，平凡人還可以做非凡事。」、「假如我們等待其他人或其他時間，變革就不會到來。我們自己就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人；我們自己就是我們追求的變革所在。」當時，不是太多人想到他會贏到希拉莉；其後半年，不是太多人想到他會贏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

假如公民黨不幸地或幸運地正是林行止筆下的「香港最後一個精英黨」，那麼，香港人實在不妨視之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後希望，而新民主運動，其實就是「最後的民主運動」。

當然，筆者並不是指余若薇以至公民黨諸君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他們自己也不是那類人，即使有人興之所至吟詩吟出「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蠢人的香港」（林行止語）也沒有幾個香港人會當真。

實情反而更有可能是，在不太「犯本」的情況下，公民黨可以藉此得到民主運動領導權，繼而重劃泛民版圖（而這相信就是民主黨主流派反對「五區請辭，變相公投」的底因）。

不如這樣說吧，即使作最壞打算，「五區請辭，變相公投」全軍盡墨，公民黨就會損失兩個立會議席，但仍有三席。路人皆見，在立會，公民黨一直都不是以數人頭，而是以個別人士「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來發揮影響力的，所以由五席變三席，只要有余若薇和吳靄儀這對「軟硬天師」坐鎮，問題其實不大。至於失去所謂的「關鍵否決權」，公民黨亦隨着「民主黨大撤退」而極度減輕了負罪。相反，假如有四至五個泛民議員能夠重返議會（這個可能性極大），即證明「變相公投」勝利完成，領導泛民的權杖自會自動轉「杖」到公民黨手上。

至於所謂的新民主運動，無論是余若薇，抑或是黃毓民，至今都未交功課。而以目前的走勢看，則相信離不開全方位「契合」（engage）「八十後一代」，情形有點像上世紀八十年代匯點、民協、太平山學會等論政團體在大學校園吸納學生會員。

關於余若薇適時換上民主女神新形象，筆者借花敬「花」，莞爾獻上一段張愛玲的《更衣記》：「秋涼的薄暮，小菜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衝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着，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

一週一健談 #5

A Becoming
印刻 郭達年

1.

香港進入七零年代時﹐還很流行早場電影。在九龍尖沙咀的海運戲院﹐是其一專門放映早場的地方。這些早場的觀眾﹐大多是年輕人﹐學生。早場還很多時候時大學社團籌款活動的門徑。學生去電影公司租片﹐向戲院租場﹐門票收入減去片租場租﹐就是社團進帳。當年﹐有好些年﹐幾乎是收入保證的電影﹐就是胡士托音樂節。

對於那年代﹐那些集體的旅程﹐有過一個很傳神的隱喻：我們就那樣一起的站在那兒﹐於是就懷孕了。

我也忘記了自己在海運戲院(還有京都)看了多少遍的胡士托音樂節。幾乎看到當時的年輕人的週報有影片放映的廣告﹐就有一班人﹐]幾乎帶著朝聖的行腳來到戲院。如是說﹐他們都已經懷孕。

懷在心靈的是怎麼樣胚胎﹐當時他們不好說得明白。這些當年也許永遠無條件踏足亞美利堅土地的香港青年﹐與那股無以名狀的集體律動的唯一依靠﹐就是那菲林光影傳達開來的一種無法抗拒的歸屬。

那幾小時的旅程﹐更多是精神的﹐但也不乏生理。那三個大S(Sensibility, Sexuality, Sensuality)真的tangled up in blue(s)﹐糾纏不清。大家依賴感覺而距離思想。在懷孕中高潮疊起。泰迪羅賓告訴我﹐他們第一次看完影片﹐情緒非常的激動﹐即刻要做的﹐就是跑到band房去----投入音樂﹐其實是投入一種歸屬﹐一個fraternity。

2.

每一個人在這數以千呎菲林上的迷穴都不會盡同。我卻給一個老頭的力量著魔的震懾了。他也改變了(更多是提昇了)我的彈奏觀念。他是Richie Haven。

一支Guild D-30﹐一種和「把自己掏出來」反向的﹐「把自己栽回去」的往內尋索﹐是Richie的音樂的道﹐他不向你傾吐﹐他帶你進入。進入一種精神世界﹐一種聲音的涅槃狀態。他在彈奏中幾乎整個人栽進了自己的整體細胞的土壤。在律動的土壤。他不是那些叫座的大明星﹐但他把胡士托的歷史啟始。

他那十來秒音樂史上令最多人難忘的台上調音﹐是啟蒙一代人反醒opening tuning作為一種另途和聲美樂的可行性。我往後的好一大組歌曲﹐就是以這開放和聲作為基礎。那真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開放和聲的採行﹐和當時一大潮湧現的open schooling, open marriage, open mic gigs, open roads......世界真的像Frank Zappa精妙的analogy:「the mind is like a parachute, it is only useful when it is open.」慢慢的在打開來。

Richie的動力哲學也是迷人的﹐他撥弦的右手自成一種生態。想像他彈奏的是一支Gibson Les Paul﹐而且是透過Marshall的真空管擴大發聲﹐那會是如何的一幕音浪。但完全沒有必要。他所使用的D'Angelica bronze-wound吉他弦﹐即使是在其看似勁抽的切奏下﹐出來的卻是一種柔弱的剛勁﹐比起紅頸硬芯的機槍節氣﹐是太極推手對盲拳。一步到位。這就是自省開放的真搖滾。

於是當他幾近即興的唱著自己的自由的真天地：「我在心內攜帶著的話機﹐可隨時給我的弟兄接話......」整個山頭的年輕人都站了起來。

多少年後﹐相對很多為了仕途﹐為了事業﹐為了利益﹐把那段旅程便當地放入「青春的天真歲月」的文物標本框時﹐Richle 精銳的自白了他的觀見：「那是當時啟始的一個『becoming』的過程﹐整體的﹐又互為關聯；這個becoming迄今仍在進程中﹐只是人們因為現實的種種因素﹐不願也無心這樣去瞭解和承認它。」

胡士托是一個集體懷下的私生子。他的到來背叛了必須背叛的非自由的道德。

在organic的社政議題泛濫無援的當下﹐Richie帶著一種安祥和自在看這個世界的來龍去脈﹐他說：There is nobody left to crown。返本歸真。路只有一條﹐就是那開放的。

Richie在胡士托的舞台上被迫(因其他表演者未到)彈奏了兩個多小時後﹐背上的汗水濕透了他的黃袍﹐他沒有停止那節奏的撥彈﹐人步開前台﹐像一個已衝過終點的馬拉松選手﹐要在那步伐的節奏上慢慢的圓融下來。鏡頭在追蹤著他。台邊的工作人員凝望著他﹐他喘著氣﹐仍然彈著和弦﹐埋首在自己向內尋索的兩個多小時的旅程﹐可是他明白﹐這只是一個更大的旅程的啟始。他當刻也許未coin the term, 「a becoming」。

3.

香港旺角西洋菜行行人專用區﹐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紀念日。晚上﹐一大群年輕人推來樂器和發電機﹐要在街頭起哄﹐吶喊音樂會。我唱了一首串連歌﹐前半是大陸樂手朱芳瓊的﹐下半就是Richie Haven的﹐那是一個圓通的聲波脈絡﹐在那個旺角的夜晚﹐當我唱到「有時候我感到﹐活像一個孤兒」﹐我突然感到和那天在尤加農場(Yasgur's farm)台上的Richie聯接上了。我們是那一群同一次集體懷孕的私生子。

一週一健談 #4

廉署淪為人格謀殺兇手
信報 王岸然

首先聲明，筆者與正生會或書院或其負責人無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在整件正生書院的風波中，亦只在另一報章寫過一篇批評曾蔭權不夠決斷的文章，資料完全來自新聞報道。

正生的賬目被傳媒揭發有不清楚的地方，本身令人遺憾，亦令人不滿，但除非中間有刑事成分，單憑已知的事實，正生會及書院在事件中並無任何不可原諒的「死罪」。

在這一時刻，廉政先鋒以有人投訴為由抄家，這只是欲做蓋世太保、何患出師無名的笑話，只是基於一個投訴就出動百人大搜芝麻灣正生書院、長洲正生的宿舍及餐廳樂滿堂、正生校長陳兆焯及校監林希聖的住所，合理性從何而來？

有預謀的抹黑行動

傳媒可以第一時間得知，自然是廉署放料的結果，整件事件就是政府一項有計劃、有預謀的抹黑行動，這些行為對公民私隱的侵犯實無以復加，而社會上的賢達、輿論及政客們只是以看戲的角度評論事件，人權意識的薄弱，同樣令人吃驚。

筆者之所以認定這是一次廉政先鋒充當政府打手、要抹黑政府不喜歡的刁民，要不擇手段謀殺他們的人格的可恥事件，是因為今次廉署的行動，明顯不是一次專業的搜集證據手法。

反之，這是一次唯恐天下人不知的大龍鳳，不單有違廉署的作風，而且是有害案件的調查進行，這就不是草率那麼簡單，而是湯顯明這位有歷史以來口碑最差的廉政專員為求討好上司而濫用權力的結果。

何解？廉署調查任何案件都是從秘密行動開始，先從公眾途徑例如公司註冊處查閱公司會計，然後跟蹤可疑者，偷聽電話，私會可以提供資料的證人，最後才是大家知道的大行動（operation）。

大行動本身一定是最後一着，不可能是第一擊的行動，因為一切已經打草驚蛇，疑犯知所防備，無律師不在場不說話，甚而設法影響證人等。大行動的同時必定會邀請或逮捕疑犯，套取最後的線索及證據，甚而要準備二十四小時爭分奪秒地進一步行動，這些都是廉署辦案的常規。

今天的正生案件，完全反其道而行，從接獲投訴數天後就大鑼大鼓等情況來看，說明根本是一件俗稱「無料到」的案件，無料到的案件還這樣抹黑及人格謀殺普通市民，廉政先鋒已經墮落，為求自身的利益為政治服務，與特務的性質已經無異。

剛愎自用不尊重民意

校長校監被抄家，但卻不用問話協助調查，這是因為廉署根本沒有任何準備，不知有什麼可以問。常識就已經可以告訴我們，有心貪財的人不會將紀錄留下，放置在家中或在工作地點等人調查。抄家與搜書院的做法，只是做戲給傳媒看，目的只是要醜化被調查者而已。今時今日香港還有這種剛愎自用、不尊重市民人權的政府，完全是港人之恥。

也許讀者會質疑在歷史上是港人光榮代表的堂堂廉政公署，何用如此？筆者告訴大家這是絕對需要。今天的廉署，只是防貪的大白象，千人的行動處一年的破案不過百件，如何可以合理化其存在並要求加薪？廉署現今不單肯為政府做特工，若是殺人不用償命，為了飯碗殺人也會，這些抹黑的小事情，當然不介意做。

再說正生會與正生書院的一筆糊塗賬，大家上網查一查資料就會明白，林希聖曾經帶同學生到立法會及政府示威，指責政府不提供渡輪服務之餘又檢控船家超載，是不人道趕絕正生學生的行為。

在遷入梅窩事件上，正生挾民意自重，鄉議局建議其他八處選擇都一一拒絕，是不知進退，到有人放料給傳媒，正生在國內有投資及疑似經營色情場所之後，正生還照舊企硬，開記召交代賬目，一切就反而變成透明，正生的行政與賬目有小混亂而無大過錯，更最少在表面上沒有犯法行為，這是清楚的事實。

正生問題源自官僚

老羞成怒的特區政府終於出動廉署這個東廠去對付刁民，但可笑的是從這一行動之中，大家明白政府特別是社署一直知道正生的財政運作模式，但一直沒有行動，這本身就是一種認同，亦可以說正生的問題本身，就是政府的官僚一手弄出來的，是非黑白分不清楚見有獨家就甘於做政府打手的傳媒，有想清楚嗎？

正生的教育模式有助曾經犯事的年輕人，是經得起考驗及已有公論的。正生的財政安排可以有令人非議之處，但不要忘記這始終是一個非牟利宗教團體，除了一份薪金之外，主理其事者並無個人利益（最少在今天還未有人能證明有人謀私犯法）。一切只是懷疑，難道有懷疑就可以作有罪推論？這是什麼思維？

換轉正生是一間牟利的私校，而又這樣成功，金錢是袋入校董的袋中，恐怕香港一眾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會爭相歌頌，視之為教育產業的奇葩，是又利己又利人又有益社會的偉大行為。

大家不是很樂意花十多萬給大學讀個ＭＢＡ，讓大學賺你們一大筆嗎？何以忽然對正生會及學校的師生有如斯看法？你們的思維之中，是一直有歧視犯法者及窮人的偏見在內吧！

一週一健談 #2

The Missed Train
Chip Tsao

Call it a brutal massacre. Or call it a military crackdown. Or to be more officially correct, call it the "June 4 Incident". Does it matter? The shocking events of that night 20 years ago are becoming, sadly, an irrelevance not only in China, but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Chinese students these days would rather hate the Dalai Lama than remember and sympathize with the martyrs who di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20 years ago. Hilary Clinton and Nancy Pelosi have either dropped on repackaged the sensitive term "human rights" when dealing with their Chinese hosts on their pilgrimages to the Middle Kingdom. Britain and Europe turn to China for financial bailouts or more trade agreements to bolster their post-financial crises economies. The Chinese people had a golden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ir own fate 20 years ago. They might have inspired the people of Eastern Europe or the late Soviet Union, but that was a dream realized by others. The Chinese people missed the train - and the world has since moved forward.

This is the grim reality one has to face while crying over the spilled blood. With Machiavellian hindsight, one could say that had the stud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been purely driven by political calculation rather than romanticism, they would have gotten the message from their primary sympathizer within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Zhao Ziyang, and the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would have ended before it got worse. This would have helped Zhao survive and buy time. Had passion given way to rationality, the student leaders would have perhaps realized that the carnival-like show they had started was, like Cinderella's ball, subject to a time limit, and democracy was never like a graduation party or a fairy tale.

History is always a big "what if?" question. According to historian A.J.P. Taylor, if the chauffeur of Crown Prince Franz Ferdinand made a right turn on their way the new town hall in Sarajevo, he would have escaped this fatal assassination, thus preventing Word War I. The recent publication of Zhao Ziyang's memoirs adds a nostalgic footnote to such tragic cynicism. We have to wake up to the sad fact that it is up to them - the Chinese people, yes, THEM - to decide what kind of fate they will embrace. If they generally agree with the notion that being well-fe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free, as Donald Tsang put it, then sobe it. A post-1997 Hong Kong is now in a different game. You missed the last train at midnight, and there's no use to stand on the empty platform crying over your expired ticket. All you need to do is buy another ticket, be calm, and wait for dawn.

印度不高興

......有人說他們扮嘢，主要是因為他們愛有理無理都先講英文，明明對着是「人」，卻要講「鬼話」。......
......兩位空中小姐剛完成任務，互相問候兼問剛飛到過哪兒。A說：「東京，你呢？」B回答：「del-hi（音作丟hi）。」A問：「在哪兒的？」B回：「印度的『丟hi』你未聽過？『丟hi』喎！」A回答：「未，公司的航線可真愈來愈多！哈哈！」
兩位討論的是印度德里Delhi，h音不發。......坐了一來一回十幾個鐘，Briefing時、做廣播時，總有人讀到Delhi這個目的地名字，偏偏不肯學嘢的人總是把耳朵關起來，又蠢又懶又扮嘢。......

笑話兩則 - 嘉琳
東方日報 04052009

今早倒臥沙發﹐讀了這篇專欄﹐不由自主坐直了身子﹐覺得是一篇奇文﹐有種久違了的﹐介乎風月版與《不文集》之間的味道。又想到黃霑叔叔憶述﹐發生在某報館的「fi-hi的故事」 (欲知其事﹐要看那本林燕妮和圖書館拒絕借出﹐發行量只比金庸小說少幾十本的書)。

最奇的是﹐作者竟然替印度德里(Delhi)標音：「丟hi」﹐「丟」了一次不滿足﹐還要三連發﹐真擔心印裔市民被連「丟」三遍﹐會不會無名火起﹐效菲傭臭罵Chip Tsao﹐跑去包圍報館﹐要求交出Garlum呢。才子月前燃起菲傭的仇恨之火﹐大哥上週呼籲祖國多管台灣﹐特首日前用滴露替墨西哥抹身﹐今天又有人疑似魯西迪上身﹐意圖撩撥中印兩國人民友好感情。特區何其禍不單行﹐第三世界紛紛來襲﹐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除了官府無能﹐劣民欠扁﹐刁民喜歡吐痰﹐又怨得了誰呢。

當年霑叔曲折委婉﹐笑談人家老婆「fi-hi」如何如何﹐已屬港人之光；今天<流浪貓之歌>大開大闔﹐作者一邊罵人「又蠢又懶又扮嘢」﹐一邊大丟特丟﹐可謂青出於藍﹐比狗up仆街的政棍大膽。樂觀地看﹐有人在報刊公開「丟hi」﹐說特區言論自由減退﹐未免言過其實；而<笑>文以中文書寫﹐欺負「丟hi」人看不懂﹐也是特區的幸運。為了明哲保身﹐也為了減少國際間的仇恨﹐劣民別學曹捷﹐以後還是多寫 (沒人看得懂的) 潮語﹐少寫 (也是沒人看得懂的) chinglish吧。

真要「漢譯」Delhi﹐沾多一點墨水﹐好歹也要譯「屌high」吧 (屌不是粗口﹐不信可問你的朋友周杰倫)。雜交也好﹐吸冰也罷﹐說到底不過求新鮮﹐求剌激﹐求high﹐但此hi與彼high﹐又豈可同日而語呢？只say hi不求high﹐我倒想問問兔崽子們﹐滿足感在哪裡﹐究竟有啥好玩？

一週一健談 #1

Hong Kong is getting more like a mainland city, and the Hongkongers’ values are becoming more like mainlanders’. Their individuality is fading.
Jia Zhang-ke

HK Magazine
April 24th, 2009